站在街口查暂住证，没有证件的就会被带上警车，会被罚款，会被遣返原籍

温存你的影子

从某种意义上讲，暂住证制度从创立到终结同样是从价值合理性到目的合理性的一个自然过程。在市场经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浪潮中，暂住证制度日益成为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羁绊，从市场经济的开路先锋沦落为成为计划经济的残渣。伴随着历史任务的终结，暂住证日益临近黄昏尽头。

在过去十多年里，暂住证制度所引发的某些负面效应更像是一种社会慢性炎症，在初期生成疫苗的功能完成后，逐渐成为引起经济社会发展不适的感冒，虽不致命，却让整个社会感觉不太舒服。如果有统计学家愿意对过去十年政府网站的“市长热线”等留言板进行有效统计的话，肯定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相对于改革之初的大破大立，这十年户籍问题可能占据了民生问题的很大比例。从小孩上学的教育问题、到就业和再就业问题，再到拆迁改造的住房问题，都能和户籍制度挂上钩。而暂住证作为一个最明显的靶子，受到的舆论攻击最多、最广也最尖锐。

2014年发生了一则新闻，显然将这个靶子擦拭得更亮了。据新华网2014年10月份报道，安徽省肥西县骆大爷在儿子生活的杭州遇车祸身亡，仅因老人未办理暂住证，保险理赔便按农村、城市而有区别，两个标准竟相差40余万元。这样的赔偿尺度显然有悖于人类常识。它带给社会的更像是一种道德拷问：命是否应分两等？几百元的暂住证办理费用早已不再是问题的关键，手持暂住证给人的直觉更像是类似南非隔离制度的陌生感和羞辱。

2014年4月2日，专栏作家夏瑜在《南方都市报》撰文“在暂住证的日子里”，对于这种感觉的描述具有一定代表性。“当年住在（北京）张中堂公寓，躲避治安人员查验暂住证是经常有的。好像都不愿意去领暂住证，一是为了能省下有限的钱，还有就是从理智上不愿意接受暂住人口这个鉴定。我以为有居民身份证足以证明个人身份，而暂住证这个身份对人有歧视之嫌。但是要躲避查验暂住证很难，白天走在大街上，冷不丁就会遇到警察，站在街口查暂住证，没有证件的就会被带上警车，会被罚款，会被遣返原籍，严重的还会被拉到清河郊县的劳改营地去筛沙子。”

文中所描述的道德、不道德；恐惧和无畏等二元张力尤为突出。在夏瑜看来，在一些基层暴力执法者眼中，暂住证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衡量一个人道德上善与恶的某种标尺；而在她看来，办不办暂住证简直就是道德羞辱感较量的一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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