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1209-091212人民时评~3期

稀有金属

由于这两天事情较忙，未及时更新，现将近三天人民时评一并贴出，
温馨提示：申论学习，重在平时积累学习，包括时政常识的积累，和申论文体、架构、写作方式等的学习，尤其申论不好的同学，一定要注重平时的积累，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写出一手漂亮的申论作文

091209人民时评：谁来给深圳农民工“作证”？

　　“谁来作证”的呼唤，应该得到制度的应答，因为保护弱者，才是制度最大的尊严
　　
　　“我作证！我作证！”电影《集结号》中，为了讨回47名阵亡战友的荣誉，谷子地向着空旷的煤场大声呼喊。在现实生活中，深圳百余从事孔洞爆破工作的农民工，近日也遭遇同样的“证明”问题：因为没有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不肯出具职业病检查委托书，职业病医院拒绝为他们检查治疗。
　　“谁来作证？”这样锥心的呼唤，我们听到已经不只一次：农民工张海超选择了悲壮的“开胸验肺”，才促成事件解决。云南昆明一个机械加工厂的13名工人，要求企业为他们进行职业病鉴定遭拒，也提出“开胸验肺”的申请。
　　“谁来作证”的疑问背后，是制度的困局。按规定，职业病的鉴定、诊断，要用人单位提供相关证明，包括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资料等。但让连劳动合同都不愿签订的企业为自己的过失“举证”，并主动承担经济赔偿，无异与虎谋皮。
　　也许有人会说，明知道没有劳动合同意味着可能失去基本的保障，甚至以健康和生命为代价，劳动者就应该加强自我保护，不去打这种“黑工”。这话自有它的道理。《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宗旨是保护劳动者权益。但对农民工进行权益保护教育，并不是这里要讨论的重点。
　　在劳动关系的利益链条之中，与企业相比，农民工无疑处于弱势一方。正如报道中这些炮工们所说：“如果谁敢要求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后果就是走人”。而“用黑工”，企业可以减少甚至取消劳动者的各种保障，却只承担被相关部门发现后遭受处罚的风险——事实证明这种风险概率很低。无论从事实还是利益分析，规避制度的主体都是企业，应该承担责任的也主要是企业，而不应让农民工为此付出代价。
　　更重要的是，在“打黑工”已是既成事实之后，如何发挥制度的救助作用，以免农民工们在遭受“违反制度”——企业以辞退相威胁不签劳动合同——的伤害之后，再次受到所谓“严守制度”——没有劳动合同所以不出具检查委托书——的暗算。
　　制度的终极目的，是和谐社会关系。好的制度，不仅能提高效率，更应该能维护公平、公正，保证每个人的权益都得到伸张。惟其如此，制度的设计，应该向弱者释放更多的善意，因为只有弱者得到了保护，整个社会的公平公正才不至于成为空中楼阁。比如，在职业病防治的相关规定中，是否可以考虑由第三方来进行生产场所的职业病危害评测？在劳动合同的相关制度中，是否能通过提高违法成本，保证整个制度的良性运转？
　　制度的设计，应该从“人情”出发。法治社会，有制度、有规则，更应有人性的温暖。让弱者更弱的制度，绝对不是好的制度。“谁来作证”的呼唤，应该得到制度的应答，因为保护弱者，才是制度最大的尊严。



091211人民时评：一个中国公民致哥本哈根的信

　　气候变暖的代价，究竟该怎样由地球上的60亿人分担？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差别巨大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应该像世袭制一样代代相传？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各国代表：

　　你们好。这些天来，你们在开着世界上最重要也最难熬的会。你们的争吵，我们都听到了。

　　我是一个出身农民家庭的普通中国人，刚刚过上比上辈人更好些的日子。拥有更美好的生活，是每个人的愿望。在我的老家，农民们买电器、盖房子，希望到大城市去转转。在我居住的城市，空调越来越多，汽车越来越多，很多人都在为一个稍稍宽敞些的家而奋斗。

　　然而我们不幸生活在一个尴尬的时代。很多人刚想把他们羡慕的欧美式生活从银幕上搬进生活，就被断然喝止。我在农村的父母还没来得及在越来越热的夏天买一台冰箱、装一台空调，听说这些产品就要被征收碳排放税。我同学上班的工厂前些天刚刚倒闭，因为它更换不起符合环保标准的设备。那些生活在岛国的外国朋友就更可怜，据说地球只要再升温1.5度，他们的国家就没了。

　　我和我周围的人，当然希望有一个更清洁、更凉爽、更少气候灾难的环境，并为此付出我们能够承受的代价。但我困惑的是，这个代价究竟该怎样由地球上的60亿人分担？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差别巨大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应该永远穷国的归穷国，富国的归富国，像世袭制一样代代相传？假如是这样，我们为未来奋斗的动力在哪里？

　　我去过中国西南、西北的一些贫困地区。那里的一些人生活还相当艰难，有的人还在为温饱奋斗。但他们生活的环境，已经受到气候变暖的影响：天气更恶劣，风沙更凶猛，灾害更频繁。他们吞食着世界快速发展留下的苦果，而种下这苦果的人和他们的后辈，很多却在万里之外过着幸福的生活。他们对后发展起来的人说“到此为止”，仅仅是因为这个世界装不下这么多幸福。

　　“到此为止”——作为一个进城不久的乡下人，摸着自己的良心，我说不出这样的话。我没有权利要求我的乡亲用自己的落后去支撑他人的幸福，正像我没有权利要求所有富人扔掉别墅、停开房车一样。我能做的，只是人走灯灭、使用节能电器、洗澡时少用点水、穿简朴的衣服……过简单而不失快乐的生活。

　　好在我的周围，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加入这一行列。他们不仅自己追求健康、绿色的生活方式，还自发去贫困地区推广沼气和太阳能，去干旱地区帮助改变传统种植结构，去泥石流滑坡地区促改梯田，帮助当地百姓应对气候变化。更有一些人参加环保民间组织，监督企业排放，优化城市规划，维护民众环境权益。低碳、减碳、碳足迹这些新名词，在中国人眼里变得越来越熟悉。

　　“我们并非是从祖先那里继承了地球，而是借用了子孙的地球。”我们每个人用自己的行动对世界负责，对子孙负责。我们付出的每一分努力，都将在不远的将来获得回报，即使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也会留下深深的足迹。

　　哥本哈根的会议，本意是为了人类的未来，而不是为了争权夺利。发达国家拿出诚意，在资金、技术等方面帮助发展中国家节能减排；发展中国家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不再走发达国家的老路——这是我，一个普通中国公民，对共同应对全球变暖的理解，也是我对这次会议的期待。



091212人民时评：为拆迁注入法治文明基因

　　用现代法治文明重新审视城市拆迁立法，不仅是化解冲突的需要，更是构建和谐城市发展秩序、推进政治文明的长远之计
　　
　　近来接连发生的拆迁暴力事件，促使人们再次聚焦城市拆迁制度，以及作为拆迁基本依据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日前，北大法学院五名学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关于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的建议》，认为《拆迁条例》与宪法和《物权法》相抵触，建议立法机关对《拆迁条例》进行审查，撤销这一条例或建议国务院对《拆迁条例》进行修改。
　　这是继2003年“孙志刚案”法律学者上书之后，学者又一次就行政法规上书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这不仅进一步推动了人们对拆迁制度的检讨，也为推进制度改革提供了良好契机。人们期待这一次能够像6年前一样，悲剧性的个案最终能推动制度的进步，让城市拆迁立法融入更多现代法治的文明基因，以避免同类事件的再度发生。
　　其实，在《物权法》出台之后，我国拆迁制度就受到质疑，此次如果能顺应民意和法治潮流，对《拆迁条例》中与上位法相冲突的地方进行彻底修改，无疑是众望所归。而从长远来看，要实现城市拆迁法治化，还需要全方位的革新“手术”。
　　在立法理念上，应实现由“权力保障法”向“权利保障法”的转变。现行《拆迁条例》本是为了配套《城市规划法》而由国务院制定的，当时为了加速城市化进程而赋予地方政府强大的拆迁权力，虽然经过2001年修改，但其整体立法理念仍是以保障政府权力为中心，过于强调公民“服从的义务”。随着宪法和法律对私权保护的加强，以及公民维权意识的增强，这种旧有思维下的法律规范已经不合时宜。所以，拆迁法治化的首要路径就是确立权利保障理念，通过立法控制和规范政府拆迁的权力。
　　在拆迁模式上，应在准确界定“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分而治之”。现行《拆迁条例》的最大缺陷，就是没有区分公益和商业拆迁，其运作模式是公权力与开发商合作，政府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因此，应该准确界定“公共利益”，由政府主导公益性拆迁，此时公民在“正当程序”和“合理补偿”的基础上有服从的义务；而商业性拆迁则应由行政法回归到民法领域，由开发商和被拆迁人通过谈判协商解决。
　　在冲突化解上，应突出司法的权威以为公民提供有力的法律救济。现实生活中，公民个体在与公权对抗中之所以选择“以命相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制度框架内的利益疏导机制存在梗阻。法治社会中，社会冲突可以回到法律框架下解决，所以在政府主导的拆迁中，应当着力打通“民告官”的司法渠道，在商业拆迁中应改变现有的由政府裁决的做法，将争议交至法院作出最后裁断，而所有强制拆迁则必须经过司法审查方能实施。
　　总之，用现代法治文明重新审视城市拆迁立法，融入权利保障、正当程序、民主协商、司法救济等现代法治基因，这不仅是从根本上化解拆迁中官民冲突的现实需要，更是构建和谐城市发展秩序、推进政治文明的长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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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人民教育网上的原话哦，连标点符号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