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筹建的特种革命队伍
上世纪20年代初到70年代，中国革命在毛泽东和中国GCD的领导下，中国历史舞台上涌现出了一大批大智大勇的人民军队将帅，其中不少都是军中高参。他们是毛泽东的“左膀右臂”，是战场上的“诸葛亮”，是新中国建……[连载内容]http://i2.sinaimg.cn/book/excerpt/sz/rw/2012-03-15/U617P112T3D296052F48DT20120316092724.jpg 青年周恩来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有这样的总结：“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可能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
在周恩来兼代总参谋长期间，他协助毛泽东擘画和指挥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一些令人钦佩的作战方针就出自于他
1946年6月底，国民党统治集团撕毁停战协议，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蒋介石击碎了中国老百姓渴望安定、向往太平的美梦，中国面临着两个命运、两种前途。
内战打了八个月，一较量，结果蒋介石不但没有占到便宜，反而吃了亏。在全国战场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共计歼灭国民党军71万余人。
无奈之中，蒋介石只好改变战略。自1947年3月起，被迫放弃全面进攻。在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上转取守势，抽调兵力对南部战线的两翼——山东和陕北战场，实施重点进攻。用蒋介石的话来说，一是攻击共军主力，一是攻击共军发号施令的首脑机关。
1946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回延安的前三天，向中外记者宣告：国民党军队如进攻延安，中共将被迫从边区打出来，那就是全国变动的局面。中共只要紧靠人民，为人民服务，必能成功。中共“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
中共中央在作了保卫延安的军事部署的同时，也作了放弃延安的准备。
1947年2月18日，周恩来和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迁到枣园后沟，开始组织清理文件，坚壁清野。他召集会议，要求中央办公厅对重要档案材料提前转运，与新华社负责同志研究广播电台的转移方案，安排中央与各地秘密无线电台的通讯联络，等等。3月8日晚，周恩来当面交代7日从南京刚回来的童小鹏和罗青长，马上建立一个联合秘书处，专门从事同蒋管区的电台联系。
3月10日，胡宗南宣布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3月11日，国民党军的飞机开始轰炸延安。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搬到延安王家坪解放军总部办公。当天，彭德怀回到延安，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了前线的情况。当即进行了研究，决定彭德怀和习仲勋到前线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8月，周恩来代理军委总参谋长职务。
周恩来任军委总参谋长，这在周恩来革命的生涯中还是第一次。历史的发展证明，作出这样的安排是正确的。
在周恩来兼代总参谋长期间，他协助毛泽东擘画和指挥了这场东起胶东半岛，西至天山南北，由东北长春到南海之滨的广东，相去万里、历时4年的革命战争，取得了举世震惊的胜利。
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就倾注了周恩来的大量心血，他不仅是组织者和实施者，他还是英明的战略决策者，一些令人钦佩的作战方针就出自于他。1947年6月30日夜，人民解放军晋冀野战军横渡黄河天险南下。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军队20年来第一次向国民党反动派发动战略进攻。这个作战方针，是周恩来提出来的。早在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已经势不可免，和平已经没有希望。这个月中旬，周恩来和几位友好的爱国人士商谈国内军事态势后，18日，他给中共中央去电提出：“我如以两支强兵南下，一插津浦路东，一插路西，直抵江边，京沪局势必将大乱。”
这是大军南下、中原突破这一战略的最初提出。这个意见得到中央的重视和接受，接下来就是做好准备和什么时候实行的问题了。
1946年6月下旬，虽然蒋介石已经发动全面内战，但是广大中间人士对和平仍然存在着幻想，周恩来必须彻底揭露蒋介石不要和平、坚持内战的真面目。到10月11日，国民党军攻占解放区的大城市张家口，和谈已经破裂，而第三方面人士仍然害怕破裂；国民党提出要很快召开“国大”，中共则要争取第三方面人士中的大多数不参加“国大”以孤立蒋介石。在这样的形势下，10月15日，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去电报提出：“在军事战略上应与政治相配合”。他主张“在‘国大’前后，还不宜打出来，主要仍在解放区作战，易于歼敌”。
我们知道的最多的是：周恩来是一个伟大的外交家，是一个优秀的“总管家”；其实周恩来还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在以往的宣传中，我们知道的最多的是：周恩来是一个伟大的外交家，是一个优秀的“总管家”；其实周恩来还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从周恩来的家世看，并没有什么武事家声，倒可以说是书香绵泽。周恩来的祖先，有谱可查的应上溯到宋朝的大学者周敦颐。他是湖南道县人。传至元朝周茂时，迁家到浙江绍兴。周茂是元朝进士，也是文人，官至左丞相。此后辈出文臣学者。到周恩来的祖父周起魁，来到江苏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为幕友，晚年为山阳县候补知县。周起魁也是文人，是清朝教育制度中最高学位的国学生。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也是国学生。
那么，为什么后来周恩来却从事军旅，成为一个伟大的军事家、中国人民军队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呢？
首先因为周恩来生长的年月，正是中国处于历史大震动的时期。
他诞生的前四年，即1894年(甲午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到1895年，清廷在战争中遭到惨败，签订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更深地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遇。
从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就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这55年间，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规模较大的有第二次鸦片战争、日本入侵台湾之役、中法战争等，此外还有许多冲突几乎走到了战争边缘，如1875年的马嘉理案、1879至1880年的琉球事件、1880至1881年的伊犁交涉等，几乎隔不多年就发生一次，真是洋焰嚣张，硝烟弥漫。
但中国毕竟地广人多，是个庞然大物。甲午战争将发生时，西方列强普遍认为中国海防力量强于日本，战争胜利的希望是“中国七，日本三”。清廷朝野也还自认是堂堂大国，打败东邻小国日本不成问题。大臣李鸿章说过：“方倭事初起，中外论者皆轻视东洋小国，以为不是深忧。”一些官僚、士大夫也盲目乐观，说什么“倭不度德量力，敢与上国抗衡，实以螳臂当车。以中国临之，直如摧枯拉朽”。
结果，后起的小国日本，打败了庞大虚胖的清廷，震惊了中外各国。清朝这个纸老虎被戳穿了，人们彻底地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中国的国力如此孱弱，被帝国主义分子看做是分割中国这块肥肉的大好机会。
所以，当周恩来还在襁褓中的时候，他的祖国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一股瓜分中国的浪潮，正席卷中国大地。
当然，开始的时候，周恩来还小，他接触到的还只是家庭和个人的不幸，两个母亲相继去世，失学，穷困。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才逐渐接触到了国家兴亡的喟叹。
在周恩来的人生旅途上，他的三个母亲对他的影响最大。周恩来的亲生母亲万氏，精明强干，周恩来从小就耳濡目染。
他在不满一周岁时过继给了叔父。继母陈氏知识丰富，会诗文书画，教周恩来认字诵诗，从小培育了他丰富的感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等诗词，和宋朝梁红玉在淮安抗击金兵，西汉时淮安名将韩信乞食漂母到建立汉业，震撼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等，熏陶着他幼小的心灵。
他的乳母蒋氏，使他懂得劳动人民的艰苦生活。在他不到10岁的时候，本来已经衰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堕入了清贫困苦的境地。两个母亲相继死亡，父亲为了生活而长年在外谋事，幼小的周恩来不得不去富户叩门借债，或是送衣物进当铺典押。国仇家难，从小教育了周恩来。1910年春天，12岁的周恩来随三堂伯周贻谦到奉天(今辽宁省)，进银川(今铁岭)银岗书院读书，半年后，转入沈阳东关模范两等小学堂。这一年，日本军国主义正式吞并中国的邻邦朝鲜。在东北当年日俄战争的战场上，留下过少年周恩来的足迹。“忆甲辰年兮神往，想日俄战兮心酸。”一次，校长在课堂上问大家为什么读书时，周恩来慷慨答道：“为了中华之崛起！”
这一誓言，此后贯彻在他的一生中，渗透在他的各项活动中。他是看到民族危亡、山河破碎而后来自觉参加革命的。
1913年春天，周恩来身穿一件褪色的蓝布长衫，来到天津，入南开学校读书。天津旧称天津卫，是捍卫中国京都的门户，1860年被迫开埠，九个帝国主义国家在这里有租界，成为一个典型的半殖民地城市。南开学校是一所仿照欧美方式开办的私立学校，当时是比较先进的。他在这里上了四年学，汲取了近代教育的各方面的知识，这对他的一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他参加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编辑《敬业》、《校风》刊物，发表小说、文章；参加新剧团；当选学校演讲会副会长、江浙同学会会长；参加天津各界群众举行的救国储金募款大会；参加全校演说比赛；等等。在这些活动中，反映出青年周恩来的忧国爱国之思。1915年，他在文章中说：“处今日神州存亡危急之秋，一发千钧之际，东邻同种，忽逞野心，噩耗传来，举国骚然，咸思一战，以为背城借一之举，破釜沉舟之计。”1914年春，他在诗中说：“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他针对日本提出的亡我中国的“二十一条”疾呼：“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弱冠请缨，闻鸡起舞，吾甚望国人之勿负是期也。”他见到穷苦人民，“则思推己及人，视天下饥如己饥，溺如己溺”。他注重锻炼身体，要改变“东亚病夫”的面貌。就是他参加演出话剧，也是为唤醒人民，“欲重整河山，复兴祖国”。
1917年夏，周恩来中学毕业，筹划去日本考官费留学。他给同学赠言说：“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这表明了他的一贯志愿。但是，怎样才能使中华腾飞？当时，教育救国说，实业救国说，甚至军国主义救国说，弥漫尘上。周恩来是一个扎实、谨慎的青年，他需要认真考察一番。
当时的日本，明治维新后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既有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繁华世界，更有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饥饿和失业大军，军国主义分子叫嚣着要侵略中国。看到这样的现实，周恩来抛弃了军国主义可以救中国的想法。他处于彷徨、苦闷之中，在给人写的信中说过：“家国恨，天下事，不堪一提！极目神州，怆怀已达极点！”“苦吾民矣，为之奈何！”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周恩来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些关于十月革命的介绍，以极大热情关注俄国革命的发展。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约翰？里德的《震动寰球的十日》、堺利彦创办的《新社会》杂志等，尤其是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河上肇的著作如《贫乏物语》和由他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给了周恩来深刻的印象。科学社会主义影响着周恩来的思想，周恩来的思想开始变化，正如他在诗句中所说：“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周恩来决定“返国图他兴”。他于1919年4月回到中国，接着就投入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迫使北洋政府不敢贸然在《巴黎和约》上作屈辱的签字，五四运动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周恩来积极参加了游行示威。他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报上大声疾呼：“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我们“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这张报办得“很有精神”，“敢言”，“其‘主张’与‘评论’二栏，又有特点，敢说是全国的学生会报冠”。从1919年8月下旬到10月初，为了支援山东人民的爱国斗争，周恩来与天津各界人民代表两次进北京到总统府门前示威，他负责后勤供应和宣传、报道。这期间，天津五四运动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谌志笃、马骏等20名男女学生组成的觉悟社。《觉悟社社员歌》中提出了“阶级斗争”：“世界潮流，汹涌澎湃，来到中华地，社会革命，阶级斗争，大家齐努力。”
这年11月，日本驻福州领事指使歹徒打死打伤中国学生和警察，并令驱逐舰侵入中国海域，派水兵登陆挑衅。天津人民决定抵制日货。日本驻津总领事提出“严重抗议”。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镇压学生。周恩来等20余人被捕。在牢房中，他们没有屈服，继续燃起光明的火炬。周恩来向难友们宣传马克思主义。
这说明，五四时期，他是我国有数的几个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之一。
1920年11月，周恩来坐海轮去法国，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考察和学习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他说：“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翌年他由李大钊派去的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中国GCD。随后，他又发起组织中共旅欧党团组织。
南昌起义的建议最早是谁提出来的？是周恩来。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有许多个第一都是他创下的
周恩来是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首开先河，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有许多个第一都是他创下的：他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位军事部长——即军事负责人；他第一次在部队中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他筹建了第一支特种革命车队队伍——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他领导了南昌起义，创建了我党历史上第一支人民的革命武装……还有许多第一不再一一枚举。
周恩来早年立志救国，在中学时期就开始注意军事问题。他在天津时和同学们发起成立敬业乐群会，当时就曾经在会中设立“军事研究团”。他发起组织国防演说会，请人讲“军舰——炮台——陆路”，引导青年学习军事知识。旅欧时期，他领导的中共旅欧支部中专门设立了军事部，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和其他地方党组织都没有的。他很赞成德国革命家卢森堡提出的“我们要无军队，便不能革命”的主张，认为“这都是见到之语”。
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回国，9月初到广州。这时正是商团叛乱的时候，革命军击溃商团军，周恩来参加了临时军事指挥部。随后，他出任黄埔军校教官，11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同时又是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
黄埔军校区别于旧军校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设有党代表和政治部。军校的一切命令，都必须由党代表部署交校长执行，未经党代表部署无效。政治部负责军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政治部主任是党代表的参谋长，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初期的政治部工作闲淡，形同虚设。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军队政治工作的建立，是由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开始的。
周恩来到职后，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和建立日常的工作秩序，设立指导、编纂、秘书三股，选员任职，重新制定政治教育计划，加授“社会进化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课程，主要讲授中国怎样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中国的农工商各界怎样受封建军阀的压迫以及解脱的途径及办法。他建立和健全GCD与青年团组织，成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发动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开展工作。他提出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方法和目的，指出：“政治工作就是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革命军队确实具有革命观念”，“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以公开讲演，找士兵个别谈话等方式，“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周恩来平易近人，联系群众，经常在军校内的大榕树下和学员们促膝谈心。学员们思想觉悟迅速提高，军校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后，以他们为骨干组建两个教导团，每团约1?000多人，编制采三三制。每连有9名军官，一半左右是GCD员。这支以GCD员为核心的部队，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历次战役中，成为革命军中一支劲旅。这时，周恩来把平时的政治教育转变为战时政治工作，在实践中逐步创立一套新型的军队政治工作。后来毛泽东说：“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耳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朱德也说：“研究党的军史时，应当从这个老根上研究起。”
周恩来还筹建了一支特种革命队伍——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这实际上是中国GCD直接领导下的第一支革命军队。后来，这支队伍扩建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成为北伐军的先锋。
1925年，革命军进行了两次东征，周恩来都是政治部的领导人。他规定了“不拉夫，不筹饷，不强占民房，不用军用券”等。东征军纪律严明，鸡犬不惊，当时曾有“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的《爱民歌》。“革命军所到之地，人民乐于贸易，自愿帮助运输并代做侦探工作，所以作战顺利，一战而克服东江，此乃中国军队第一次战时政治工作之成绩。”
在东征中，周恩来不仅取得了政治部工作的实践经验，而且有了军事指挥、后方勤务和地方行政工作的实践。
第一次东征中，他参加了进攻淡水之役。淡水是一个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城池，陈炯明部约4?000人守城。蒋介石、周恩来等听叶剑英汇报了敌情和作战方案，详细商定了攻城计划。2月13日发起攻击，周恩来和各级党代表鼓励学生军奋勇战斗，协同粤军第二师占领了淡水。第二次东征中，周恩来参与指挥了攻打惠州城的战役。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他命令蒋先云组织以GCD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敢死队强行登城。惠州攻克，取得了这次东征的决定性胜利。接着，他又与何应钦率第一师攻占海丰，同陈炯明部近万人决战于华阳、河婆一带，全歼敌中路主力。陈炯明残部退入福建，东征军入闽追歼，周恩来留在汕头主持后方工作。东征胜利结束后，他受命行政主要职务。他帮助地方建立政党、政权和工会、农会等组织，扩大了军队的群众基础。
在两次东征之间，广州发生了著名的沙基惨案。6月23日，为了声援“五卅”后上海工人的斗争，从香港返回广州的罢工工人和广州的工人、农民、士兵、学生10万人游行示威，经过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村时，遭到英、法等国的武装镇压，死50余人，重伤170多人。周恩来参加了群众游行队伍，3个人一排行进，机关枪扫射过来，他两边的人都中弹身亡，他得以幸免。这是他回国后领导群众斗争遇到的第一次险情。他总是勇于站在斗争的第一线。
1926年12月，周恩来离开广东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和中央军委委员，次年2月，任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
2月23日，中共中央、中共上海区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萧子璋组成，并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特别军委，准备进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武装起义发动时，周恩来担任了总指挥。
北洋军阀驻在上海的，是毕庶澄部，约3?000人，加上当地警察共5?000人左右，兵力不强，军心不稳。这对于举行起义是有利的。陈独秀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特委负责人，对于这次起义是积极的，对组织起义也提出过正确的意见。但是他不主张组织和训练工人的武装队伍。周恩来不同，他认为敌人部队对我们能起多大作用，这取决于我们对工人的武装程度，取决于工人拥有的力量。他重视“自己的准备”，“纠察队、自卫团都有规定特别工作”，“并加暴动起来夺取武装”。周恩来根据特别军委的讨论，提出了军事工作的纲领性计划，包括建立领导机构，组织武装力量，加强队伍训练，准备武器，搜集情报，并且加强敌军工作，核心是建立一支由中共直接领导的有战斗力的武装队伍，成为武装起义的主力。他们组织了纠察队2?300人，赤卫队800多人，特别队数百人。周恩来亲自到各训练地点作政治报告并进行军事训练。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在1927年的3月21日发动了，整个行动，由特委会议指挥，紧急时由罗亦农、周恩来、何松林(汪寿华)、陈独秀指挥。周恩来分工在南市指挥，后来又到闸北前线。他身穿灰布棉袍，头戴鸭舌帽，在总指挥部对着地图同赵世炎边商量边决定，听取报告，指示行动。经过28小时战斗，攻下北洋军阀在上海的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起义取得了胜利，完全是靠有组织的产业工人武装作战，打败了几千反动军警。这是中国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武装起义胜利的光辉一页。
工人起义胜利了，蒋介石等率北伐军进入了上海市，却准备着对起义的工人阶级下毒手。4月11日夜到12日凌晨，他们用阴谋诡计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械，13日，开始了疯狂的屠杀和搜捕。昔日的盟友彻底地露出了反动面目，是一个狠毒凶残的刽子手。大批GCD员和工人群众倒在血泊中，中国GCD的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周恩来起草了电报，与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尹宽联名致中共中央，主张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电报中分析了军事力量对比，认为蒋介石处于不利地位。“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但这一建议没有被苏联顾问鲍罗廷和陈独秀所采纳。
1927年5月下旬，周恩来由上海秘密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此前，在汉口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必要时参加常委会议。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央核心领导。从此以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周恩来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周恩来领导军事部后，以聂荣臻、王一飞、颜昌颐、欧阳钦等为助手，进行了对军队的组织、联络，加强了军队的政治工作，向国民革命军中派去朱德、陈毅、刘伯承等不少干部，并负责指导武汉的工人纠察队和湖南、广东的农民运动。这时，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发动的武装叛变虽已击退，长沙许克祥又发动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武汉汪精卫叛变革命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周恩来主张在农民运动力量强大的湖南农村发动武装起义。6月17日，他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提出，现在湖南18县有8?000支枪，可以派人去集中起来，攻取反动力量弱的城池，如湘潭、浏阳、平江等地。他建议省委下设军委，各区设农军委员会，在可能范围内成立乡村的临时委员会，对许多反动军队强则扰之，弱则缴其械。会议同意了这一布置。20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又说，湖南省委决定派50人回去，把湖南划为10个区，派10名懂军事的干部去，做好准备，根据政治局决定进行暴动。但这些意见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的反对，没有实现。陈独秀在7月5日的中央常委会上甚至说，军事工作应该收缩。
7月15日，汪精卫背叛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他同蒋介石一样，对GCD员和革命群众进行了大屠杀。
中国GCD已经再无退路了，血的教训擦亮了GCD人的眼睛，于是决定举行南昌起义，以革命的暴力来反抗反革命的暴力。
南昌起义的建议最早是谁提出来的？是周恩来。周恩来讲过这个过程，南昌起义的提出是这样的：“那时，军委想可否搞个起义，主要是鲍罗廷跟加伦说可以搞个起义，国际决定上没有。”而周恩来当时正是军委领导人。这时间是在7月中旬。根据这个考虑，周恩来向在军委工作的几个同志布置，指定贺昌、颜昌颐、聂荣臻组成前敌军委，聂荣臻为书记，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同志们了解这个意图，作为起义的准备。什么时候发动，要听中央的命令。
7月26日，周恩来由陈赓陪同到九江，27日到南昌。当时，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已经正式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为前委书记，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8月1日凌晨，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在中国GCD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2万余人举行起义。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驻南昌国民党军3?000余人，于拂晓占领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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